清代是中國學術發展史上最為重要的階段之一。徐世昌等編撰的《清儒學案》所載學者多達一千一百六十九位（中華書局版《清儒學案·點校前言》），足見二百六十余年間有成就的學者為數之多�！肚迨犯濉に囄闹尽分�錄清代著述九千六百三十三部（王紹曾主編《清史藝文志拾遺·前言》），雖然研究者認為其取舍頗有失當，不妨據以領略一代學術文化要籍之豐富。

    清代社會的主流思想是儒學。順治年間，清廷借鑒歷代施政經驗，明確以“崇儒重道”（《清實錄》第三冊《世祖章皇帝實錄》卷七十四）為基本國策�？滴跄觊g，清廷進而以弘揚理學作為“崇儒重道”的突出重點。這一大政方針，終清之世沒有發生根本變化。清廷亦具有保存文獻，繁榮學術文化的意識�？�、雍、乾三朝均提倡經學，且屢有大規模征集文籍、編纂叢書之舉。乾隆帝在開館修纂《四庫全書》期間，頒發上諭云：“其歷代流傳舊書，內有闡明性學治法，關系世道人心者，自當首先購覓。至若發揮傳注，考核典章，旁暨九流百家之言，有裨實用者，亦應備為甄擇�！保ā端膸烊珪�總目·卷首》）比較明確地提出理學優先、兼重經史實學之意。此種文化政策對一代學術文化的發展產生一定的負面作用。

    自二十世紀初以來，研究者關于清代政治生態對學術文化發展的影響多有討論。二十世紀前半期，研究者嚴詞指斥清廷政治高壓政策對學術發展的鉗制作用。如劉師培認為，清廷“以朱學范民，則宰輔之臣，均以尊朱者備其位”，享其利祿者“大抵禹步舜趨，貌柔中譎，同乎流俗，合乎污世”；敦厲名實、不屈威武者“皆擯抑不伸”。（《清儒得失論》）

   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，研究者在吸取前賢精義的基礎上，以更為開闊的眼界探討漢學興盛的原因。他們認為，清中葉官方文化政策與學界風氣具有雙向互動的特色。一方面，乾隆帝作為積極有為的君主，表現出吸取樸學精華，與時俱進的氣度；另一方面，官方對漢學的優容，對漢學家起到激勵作用。江藩《漢學師承記序》敘述清學演進，即以此意為精神氣脈。近數十年來學界重新審視清廷的學術文化政策與學術發展的聯系，側重于探討兩者之間具有積極意義的互動關系，為正面評價清學的成就開辟出坦途。

    近百年來，清代學術史一直是學界關注的重點領域。近數十年來，清代學術史的研究力量不斷增強，有些學者長期以主要精力致力于此，其成就有目共睹。但總體看來，清代學術史依然是大有開拓空間的研究領域。

    首先，關于清代社會政治生態對學術發展的影響，需要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。以往的研究表明，清廷的文化政策對學術發展的實際作用是復雜的，既有阻礙作用，也有促進作用。從清廷隨著政治形勢演變、施政目標轉移而調整學術文化政策的實際出發，進行動態的、綜合的考察；同時，對相應時間、區域范圍內學者的人生際遇、學術活動與社會政治的關聯，進行具體細致的實證分析，兩者結合，評估其影響學術發展的時間段落與深廣程度，當能得出更為切實而合乎邏輯的結論。

    其次，清代學術的基本格局、發展脈絡還需要進一步厘清�？疾烨宕鷮W術的發展、演變，無法忽略漢學與宋學之關系。清代的漢學家，有不少人實際由宋學家蛻變而來。乾隆朝的一些學者被后人視為漢學家，其實他們一生都未曾割斷與宋學的聯系，如江永、程瑤田是典型的例子。又如阮元，有研究者將其尊為“乾嘉漢學的殿軍”，但也有學者認為他是持漢宋相容的立場�？茖W地界定某些學者的學派屬性，大概需要從其主要學術理念生成情況、研究實績所體現出來主導傾向方面加以判斷。專就理學而言，也還有程朱之學與陸王之學的關系問題，在不同時期、不同的宋學家個體之間對待宋明理學遺產的取舍從違，也多有不同。忽略這種差異，即難以究觀清代理學的流變。

    其三，清儒的思想理論建樹，還有待深入考察、總結。清代學術成果豐富、特色鮮明者莫過于漢學考證。漢學家的基本思路是對諸經施以精密考釋，而后求其義理，即所謂“由詞通道”。近代以來學界的主流見解，對漢學一系的義理學總體評價不高。這其實是一項可以重新討論的議題，至少不是所有漢學家的義理之學在學術史上都無足輕重。在這方面，王國維先生的研究對今人當有啟示。他一方面感喟“近世哲學之流，其膠淺枯涸”，莫甚于“國朝三百年間者”；另一方面又推崇戴震之《原善》《孟子字義疏證》，阮元之《性命古訓》等，“皆由三代秦漢之說，以建設其心理學及倫理學”，“以宋儒之說還宋儒，以三代之說還三代，而使吾人得明認三代與唐宋以后之說之所以異，其功固不可沒也”（《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》）。注意到漢學家不同個體在義理闡發方面高下有別，具體地而非籠統地對漢學家的義理學進行歷史定位，這樣的研究進路和學術眼光值得借鑒。

    要解決清學史研究中上述聚訟紛紜的重要議題，雖然需要有針對性地分別探求解決之道，但幾乎無一例外地需要盡可能豐富地占有文獻，開展大量的學者個案研究。學術史研究，本自離不開堅實的文獻基礎。近數十年來，清代學術研究的加速推進，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大量清人著述的刊布。清人著述獲得整理出版的具體機緣，或基于實施相關文化工程的需要，如《清代詩文集匯編》是其例；或作為地方政府弘揚本地區傳統文化的舉措，近年來不少省、市組織力量編纂“文庫”，幾乎可謂蔚然成風；或出于科研團隊執行研究項目的需要，將文獻整理與研究緊密掛鉤；或因學者個人專長而確定整理的書目，徐雁平先生編纂、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《清代家集叢刊》及《續編》是其例；或因專業出版社實施相關出版規劃的需要，如中華書局出版《十三經清人注疏》《清代史料筆記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清代學術名著叢刊》等。而整理出版書目的選擇，都有學術價值方面的考慮，因而名著往往獲得優先出版的機會。業經點校出版的清代學人專著不勝枚舉。部分名家還獲得出版全集的機會，如顧炎武、黃宗羲、張履祥、戴震、程瑤田、錢大昕、王鳴盛、趙翼、袁枚、段玉裁、汪中、章學誠、凌廷堪、焦循、黃以周、龔自珍、魏源、俞正燮、曾國藩、李鴻章、孫詒讓、章太炎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皮錫瑞、康有為、梁啟超等是其例。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，仍然有大量名家的著述迄今尚未匯編出版。如閻若璩、胡渭、徐乾學、方苞、杭世駿、惠棟、江永、畢沅、高郵二王、阮元等大批名家的著述，多因卷帙浩繁，輯纂不易，其全集猶尚闕如。

    當前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、創新性發展，已經提到新時代文化建設的重要議事日程。包括清代文獻在內的古籍整理與出版工作，理應切實、積極地服務于這一宏偉工程。雖然學界對于出版清人著述全集的熱情空前高漲，由于面廣量大，精密地完成點校任務必然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。因此，采用影印方式匯編出版清代知名學人的著述全集，逐步實現與已經點校出版的諸家全集互補配套，當有裨于滿足學界的迫切需要。此為編纂本叢刊的編纂旨趣。

    清人著述流傳情況相當復雜，有些名家的代表性著作版本甚多，有部分著作的真偽尚待考辨，有些著作特別是有些稿本、鈔本難以訪求，因此雖然采用匯編影印的方式整理，猶恐難免存在疏漏、舛誤。本叢刊的編纂如有不妥，尚祈讀者批評指正。